郁敏珺的三次奋迅
真正的敲钟时刻,比预想中来得稍晚一些。
2020年4月21日,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在上海A股主版上市。郁敏珺作为锦和商业董事长,上交所定音这一锤,却没能亲手敲下去。
彼时上海仍笼罩在疫情余震中,敲钟仪式改为线上,她提前一周录好贺词视频,在上交所官网上播放,电子程序替本人敲响钟声。当天晚上,她决定补上这一锤。对锦和商业而言,这是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时刻,郁敏珺想要“好好庆祝一下”,弥补缺失的仪式感。
宴会当晚到场约200人,除员工外,还有锦和商业的业主和同行。这大概是当时上海最大规模的聚会,为保证安全,现场嘉宾尽皆被口罩包裹,人们只能通过眉眼辨认彼此。席间有人打趣,说愿意在此时参会、戴着口罩吃饭的,那只能解释为老朋友、真交情。郁敏珺清楚地知道,他们是发自内心为自己高兴,随即陷入一路走来不易的感慨。
气氛正酣,高管们擂了一阵鼓,欢呼声起,万众瞩目的时刻终于来到郁敏珺手中。她买了和上交所一样的锣运到庆功宴现场,随后将手一挥,锣声响起。
从启程那刻算起,直到这一声响动,郁敏珺走了整整25年。
第三次:敲钟
为了成功上市,郁敏珺和团队努力过三次。
她对自己亲手构建的锦和商业充满自信,这毫无疑问。从第一个城市更新项目,到成为上海网红打卡地的越界陕康里,均以优秀成绩证明,锦和商业发力的方向是正确的。上市对郁敏珺而言,不是某种世俗成功的标志,而更像一个起飞前的节点,以此回望走来的路,并开启一段全新征程。
中国企业想要上市,必须经过一个特殊环节——前期的申报和审核结束后,郁敏珺会迎来属于她的答辩环节。
答辩时长约半小时,在一个小房间举行,里面是七个发审员,一张桌子,一张纸。答辩开始之前,郁敏珺不知道对面会问到什么,也无从准备,只能抱着企业的自信和未知的忐忑,期待自己临场发挥得好一些。
回答结束后,她在房间外狭长的走廊里等待结果,发审员会对其回答作出讨论并进行投票,确定最终结果。
前两次,锦和商业的上市申请均以失败告终。而被上交所拒绝的两次,是全然没有心理准备的两次——小房间的门被打开,有人走出来,平静地将坏消息告诉她。在郁敏珺记忆里,那道狭长的走廊两次留下过团队同事的泪水。但她没哭,这不是她的风格。
她对锦和商业充满信心,对上市这事也没有旁人想象中那么看重。这份底气在于,第一次上市被拒,锦和商业的净利润达到6,000万元;第二次被拒绝,净利润是1.2亿元。 安慰完同事,郁敏珺决定再一次迈出尝试的步伐。
第三次申请上市时,锦和商业的净利润已达到1.8亿元,郁敏珺坚信锦和商业的模式是好的,市场也多次验证了这一事实。因此,对郁敏珺而言,这是最完美的时刻。上市答辩前夜,她睡得很好。郁敏珺一贯心态不错,面对重要的事情,会展现出一种韧劲和耐性,将事情一步步拆开,再一步步解决。
每次答辩,团队都会给她些意见,让她换哪一件衣服、选哪一种颜色,希望颜色能带来好运势。前两次郁敏珺有些无所谓。到了第三次,也许是内心隐隐有成功的预感,也许是完美的时机需要完美的仪式感,她听取了团队的意见。
紧张和激动的情绪是无形的。当天吃完午饭,锦和团队、保荐人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全部提前到位,所有人员都在上交所默默等待,尽管他们的答辩时间是在下午偏晚的时候。 最后一次答辩结果出来,仍旧在狭长的走廊,郁敏珺听见对方说“审核通过”。顷刻间,走廊里爆发激动的呼喊,无尽喜悦从四面八方包裹而来。
上市这一步,郁敏珺走了三次,终于到达。
第零次:入局
1987年,深圳开启第一桩土地拍卖,催化了房地产行业发展。
在房地产行业初启的年代,绝大部分中国城市居民都住在职工福利房里,国内没有商品房,更遑论购房需求。而在中国经商的外籍人士中,欧美人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警觉极高,没有买房习惯,宁愿一直付着高昂价格租房。市场上的“外销房”和“侨汇房”,绝大部分面向海外华人。
在最早一批港台企业带动下,上海迎来房地产行业萌芽。那个上海大学应届生月薪仅几十元的年代,外销房、侨汇房已然卖出2,500美元一平米的价格,房地产销售岗位竞争颇为激烈。1990年,中文系毕业的郁敏珺,从一千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,成为12名优胜者之一,得到毕业后第一份工作,成为一名房地产销售代理。
郁敏珺入职的是一家台湾的代理公司,所售卖项目位于浦东世纪大道,是上海浦东第一块批租土地。公司销售部12个人,全是同一批入职,谁也没比谁更有经验。虽然是外销房,但由于客户基本都会中文,语言沟通上的障碍不多。
让销售们真正头疼的,是更专业的房地产销售知识。他们几乎从零开始,入职培训的第一堂课是学看平面图,接着是礼仪培训。有客户造访时,销售代理不能争抢客户,需要按照既定的排班顺序,依次轮流接待。
彼时房地产销售代理的工作节奏和现在截然不同。上下班时间固定,基本没有加班,归根究底还是购房顾客不多,一天下来只接待两三个客户。更多时候需要翻黄页、电话推销办公楼,或者干脆跑出去一家家敲门推销办公楼。
从房地产混沌的时期走来,郁敏珺一点点积攒经验,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。1995年,在朋友扶持下,她花每月2万元的高价租下一个小门面,在长乐路上开起一家名叫锦和经纪的房产销售代理公司。公司的业务仍是外销房和侨汇房,国内主流是使用权房,商品房的需求尚未出现,那时的郁敏珺还不知道时代会将这间小小的代理公司引向何处。
1997年,亚洲遭遇金融风暴,中国地产行业置身风暴中,引发了一批“三角债”。当时流行的模式是,一方出地,一方建房,房屋建好后按面积分配所有权。金融危机导致项目烂尾,建房的没钱继续建,第三方买房的钱已经进了别的项目,形成一个解不开的结。
26岁的郁敏珺决心啃下这个骨头,撮合两岸三地大宗交易谈判。
首先,她需要从虹桥机场飞到新加坡。上世纪末国际航班很少,上海至新加坡每天只飞一趟,新换护照需要统一盖章才能通行。郁敏珺行色匆匆,忘了还有这么一道坎等着,到了机场才被告知不能登机。
赶不上谈判怎么办?她想象谈判桌可能出现的场景:三个大老板互相不认识,随行的三个律师分别讲英语、普通话、粤语,如果她不能按时到场,怎么谈?郁敏珺坐上出租车给一边助理打电话查航班,一边联系同事在办事窗口等着,赶在下班前敲上章,从上海飞香港,再半夜转机至新加坡。
凌晨六点,郁敏珺抵达晨曦中的新加坡,她抹了把脸、稍作整顿,上午九点准时出现在谈判桌上,耗时整整一周促成这场交易。 危机过后就是希望。1998年,国家出台政策,取消福利分房制,国内商品房市场勃兴,郁敏珺一脚踏准,在2000年转入开发商赛道,打开锦和集团序章。
第一次:城市更新
2020年9月,越界·陕康里正式开园,很快被Timeout臻选为“2020全球最酷的40个街区之一”。去过的人不吝赞美,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,外界对陕康里评价甚高,给它贴上“魔都宝藏打卡地”“mini版新天地”等标签。
诚然,对锦和商业而言,这只是70个城市更新项目里同样成功的一个。但对城市更新的分寸拿捏,不是一蹴而就。“越界”品牌第一个项目“越界创意园”,已是15年前的旧事。那一年,“越界”尚未成为品牌,城市更新的赛道才刚刚开启。
城市更新的想法在郁敏珺心里徘徊了很久,2007年才得到第一次落地的机会。
2006年,郁敏珺前往哈佛进修高级经理人。这次旅途带给她最大的惊喜,是城市更新的概念。纽约有片园区名叫High Line Park,如今看来是清新整洁的公园,商贩游客熙熙攘攘,城市景观和自然景观实现了高度和谐。
而这并非它本来的面貌。脱胎换骨前,这里被当地居民称为“死亡大道”。High Line Park曾经是一条为肉类加工区工作的铁路线,最后一次使用是在1980年。2000年《纽约时报》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:“再也没有车厢在生锈的轨道上发出刺耳的声音,这座30英尺宽的高架建筑被齐胸高的杂草所占据。”
1999年,园区拉开新生序幕。当地政府根据市场需要,对旧建筑进行更新,空中城市花园项目改造将这里焕然一新。改造、重生,如此富有创意和挑战的事业,令郁敏珺隐隐心动,但一直找不到实施机会。国内的地产行业勃发于1997年,建筑还没来得及变旧,哪来的机会改造?
当时所谓旧的建筑只有厂房,因城市产业升级后,工厂被迁出或淘汰,厂房遗留荒废,成了一座城市飞速发展背后的伤疤和遗孤。
上海金星电视机有过辉煌时刻。在这里,诞生过全国第一条彩电生产线,其产品也获得过“全国最畅销国产名牌产品金桥奖”。2000年时,金星牌彩电在上海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,在全国约排在第五、第六位。直至彩电业价格战突然来临,坚持精品路线的金星彩电为保留市场,不得不以牺牲利润为代价,加入价格战,最终难以为继。2003年,彩电市场第一把交椅飞快更迭,金星电视机厂宣布停产。
沉寂中的金星电视机厂,和寻找改造机会的郁敏珺,被时间悄然拉到一起。
2007年,郁敏珺从公开渠道得知上海金星电视机厂改造的招投标信息,一直在等待机会的锦和商业毫不犹豫扎进去。起初锦和商业并没有优势,在4家竞标的公司里排第三位,临近2008年北京奥运会,郁敏珺觉得,当时竞标的氛围对锦和而言,也像申奥一般。
原以为完全没有竞标希望,结果却发生戏剧性转折。竞标第一名的公司在资金预算上有疑虑,放弃了资格。竞标第二名是国企,得知自己竟然不是第一名后,也放弃了资格。金星电视机厂改造的项目命运般地一轮轮转手,停在等待已久的锦和商业手中,这也是如今上市的锦和商业所,承接的第一个改造项目。
最后的方案陈述,在郁敏珺身体最虚弱的时刻进行,那时她刚流产一周。
城市改造和住宅类的房地产开发不同,每个需要改造的旧址都有独一无二的面貌,无法套模式、借鉴别的项目。上海最炎热的夏天,郁敏珺撑着生病后虚弱的身体,在38℃的空气里来回爬高走低,绕着金星电视机厂房仔细地看,这一看就是两三个月。每一个楼道、每一扇窗户都要亲眼见过,每一栋楼的层高、楼间距都要亲身感受,目睹站在走廊能看到的风景,才能交出最合适的改造方案。
郁敏珺淌满汗水的实地考察,最终收获了业主的一致认同。甚至她对楼栋的熟悉程度,连当时的厂长都颇为感慨。
如愿以偿获得改造机会后,锦和商业低调地开始改造工程。万事开头难,第一个改造项目的商业布局,对郁敏珺而言是个不断修正的过程。改造不仅仅是对旧厂房的外貌改造,对改造后园区的功能规划也需要提前考虑。
创意园区办公楼和传统办公楼在形态上截然不同。传统办公楼是整体封闭的环境,出入需要刷卡、上下需要电梯,每一个入驻公司彼此平行独立,不需要考虑办公楼商业布局平衡。而创意园区更自由,不设围墙、没有大门,附近居民可以进入参观,入驻的商户和企业,既能欣赏园区风景,同时也是园区风景的一部分。
郁敏珺认为“最重要的是旧瓶子变新瓶子装的什么酒”。入驻的商户和企业,需要她提前规划,不同类型的企业,对建筑改造的要求不同。比如,IT产业对电力和网络的要求较高,医疗产业要求特殊的医疗环评标准,不同企业配套的周边商户,又是一笔需要反复计算的账。
流水线机器拆走后,电视机厂只剩下空荡的厂房。郁敏珺站在厂房门口,面前是8,000平米的空白,她看到的却是这里未来的样子。每一个需要改造的空间,郁敏珺都给予了详细构想。
厂区门口有一间小小的门房,郁敏珺希望将它改造成独立的小楼,引进星巴克,成为一个园区景观。她甚至已经想象到,在未来热闹的园区里,有人坐在星巴克门口喝咖啡的场景。作为行动派,园区改造后,郁敏珺头一个就找星巴克开店。星巴克的工作人员带着秒表,下午六点站在街角数人,留下一句话:“郁总,你这个地方连个狗都没有啊。”
同行也质疑过锦和,盘下上海最大的单体园区,接下10万平米的改造重担,得到的却是过了下午六点就没人影的空园区。面对眼前的萧条,郁敏珺的自信从未消退,她坚信城市更新是一个正在开启的风口。
找不来咖啡店,郁敏珺先找来电影院、健身房、餐饮中心,吸引附近老小区居民来消费,人气被一步步养活。星巴克没来成,门房变身成一家银行,郁敏珺想象的场景没能落地,排队喝咖啡变成排队在ATM机上取钱,但园区终归热闹起来。
曾经一片破败的老厂房,逐渐变身现代化城市风景。2020年锦和商业发布的招股书显示,越界创意园是其收入贡献最大的单个项目。2016年、2017年、2018年,越界创意园分别实现收入 16,882.51万元、17,141.78万元、18,408.32万元,占锦和商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31.83%、26.61%、23.01%。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厂区下岗员工,故地重游拍照留念,感叹金星电视机厂涅槃重生,也让郁敏珺觉得自己不负所托。
经过13年经验累积,锦和商业在不断探索中成长,每一次的经验就像一块积木,将名为“越界”的王国一点点搭起来,而陕康里则是王国顶端新放上去的最亮眼的一块积木。
陕康里所在地前身是昔日英租界巡捕房,后来变成一个建材市场,转角与加油站相邻,私自架设的电线东一条西一条,在半空中织成杂乱的网。十几栋大小建筑犬牙交错,形成一个不规则的“Z”字形,三面被居民楼环绕,充满安全隐患。在附近长大的郁敏珺,目睹建材市场二三十年逐渐破败的过程,对它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。
动手改造陕康里时,郁敏珺目标明确。
陕康里项目地处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板块,紧靠南京西路及人民广场商圈,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11,097平方米。郁敏珺将园区目标人群定在境外人士和年轻人,把更多空间用于广场设计,通过多个2层连廊、内部回廊、楼梯通道的设计,把形状各异的广场、角落、死胡同等重新串联起来,打破原有的空间局限。园区入口在改造时被拓宽,设计了呈放大型视觉效果的临街阶梯,将园区与街区融合、连接。
公开报道列举了陕康里的高光时刻:开园时已超前完成商业100%、科创文创企业80%的入驻率;针对科技企业办公需求,创造功能复合的空间;被誉为静安城市更新和科创产业的新亮点……一手打造越界-陕康里的锦和商业,仿佛一个熟稔的设计大师,没有瓶颈、从不踩雷,只需将笔一挥,完美的设计方案倾泻而出。
陕康里在上海爆红,几乎是一夜之间。无人知晓,锦和商业走了多远的路,才能以此刻的成功姿态,出现在公众视野里。
第二次:与自然握手
度假酒店的构想来得比城市更新更早。1994年,朋友买了悦榕庄在泰国普吉岛的第一家物业,受其邀请,郁敏珺和先生一同前往别墅度假。在那时,受制于经济状况,中国甚至没有度假酒店概念,旅游和住宿是完全分开的两件事。旅游在景点打卡,酒店只提供一个较为舒适的休息场所。因此,悦榕庄的客房设计令郁敏珺感到震惊。
L型的酒店房间拥有两个独立卧室,打开主卧室的门,即刻和客厅连通为同一空间。每个空间都和泳池联通,卧室一脚踩进泳池的感觉,带给她非常震撼和强烈的体验感。有关酒店的新形态,郁敏珺在这个度假酒店里找到了答案。对度假酒店的目标用户群体而言,商务酒店住过很多,为什么要换到度假酒店的床睡?窗外的景色或许才是重点。
把家搬进大自然,在郁郁葱葱里醒来,与在充满现代工艺的豪宅中醒来,体验完全不同。
窗外是近在迟尺的山水绿意,鸟语花香就在手边,旅游不是去景点里打卡,而是把自己搬到景色中,这种新鲜的体验让郁敏珺感到惊艳。郁敏珺认为,人性是共通的,对美好的感知也是共通的。几乎是当时她就确认,待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,时机成熟后,度假酒店早晚会在中国兴起。
度假酒店的机会,郁敏珺也等待多时。但真要做国内的度假酒店,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。“米其林三星给你吃一个礼拜也得吐。”在郁敏珺看来,国内的度假酒店,还得从中国人的中国胃入手。
以吃为主的度假场地,国内有很多,被统称为“农家乐”。通常以原生态的食材、亲近自然的环境作为卖点。郁敏珺想做的,不是千万个民宿中的某一个,而是“高端目的地度假酒店”。她坚信,当消费者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,生活方式就会发生改变。追求不同的精神体验并不是追求不同的物质享受,而是整个旅程给人在灵魂深处带来的感觉。
了解中国市场和中国客户,深谙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,能够精准定位到消费群体所求所需,是锦和集团酒店开发与管理板块的底气所在。
度假酒店实际建造时,设计占据一个项目的绝大部分时间。第一步是设计,反复修改的也是设计。为了真正“搬进大自然”,度假酒店的设计更讲究因地制宜,实现建筑和自然风景的和谐。
配合自然,有时也不得不承受大自然送来的意外之礼。
风也好、雨也好,在室内在远处是风景,身在其中是挑战。建设宁海安岚酒店时,遇上史上最强台风,台风引发山洪冲泡了即将开业的酒店。
“水能聚财,是好事。”郁敏珺从山洪侵袭的混乱里,找到一些能安慰自己的话。
别无他法,只能尽力挽救损失,重新装修、重新整理,把一切冲散的东西重从头来过。好像这么多年来,郁敏珺总是习惯这样,有想法就去实现,遇到挑战就去拆解,一步一步总能抵达目的地。
2014年,锦和集团开发千岛湖项目时,度假酒店项目也随之启动。随着交通日益便利,2017年,千岛湖安麓酒店很快建成。时至今日,锦和集团的酒店开发与管理板块下面包含三家高端度假酒店,分别是:千岛湖安麓、宁海安岚、新昌安岚。
25年,漫长旅途
锦和商业上市的这一年,集团送出了第一批特制纪念币,由郁敏珺亲手发到每一个工龄超过5年的老员工手里。这些纪念币按每5年一档区分,年限不同分量有异,被她冠以各自称呼:5年陈、10年陈、15年陈等。
对郁敏珺而言,这代表她与锦和员工的缘分,她希望用人类已知宇宙中最稳定的元素——黄金来纪念。
她一贯珍惜与人的交往,早期打工的5年时间里,郁敏珺和自己的几个老板都成了朋友,甚至还促成了几桩生意。
如果你有疑问,为什么锦和总能在历史和大趋势变革前夕找准下一个赛道,提前洞见还未出现的风口。她会说,这来源于她在漫长行业浸淫中,聚沙成塔累积的开阔视野。
若把时间的指针再度拨回1990年,郁敏珺初入地产的那个时刻,她认为自己是因第一份外销房销售的工作,站在了较高的起点。入局时,郁敏珺接受的是来自台湾系统的销售培训,从接待流程到市场调查,一点点培养出她对地产行业的初步逻辑。
在国内只有使用权房的年代,房屋的交易是以物换物,拿房子换房子,不同面积的房屋交换,补足差价即可。房屋置换公司是当时的主流,看上去和如今的房屋中介公司类似,在街边开一间门店,门上贴着手写的小纸条,房屋置换信息一条条码在上面。
真正换房的人很少。使用权房由所在单位分配,换房子意味着工作地点变动,而工作变动的人少之又少。房屋置换公司前景短暂,这是郁敏珺早早就看到的。
身为外销房、侨汇房销售代理,郁敏珺面对的客户,与房屋置换公司的大不相同。前来购买住房的华人,手里拿的是美元,而不是房票。购买办公楼的客户,是想回中国投资的华人老板。与他们交流,郁敏珺的视角不再局限于上海或国内的某个地区。
上世纪末,地产施工队的规矩是带资建设,工程结束时才支付工程费。结算时现金不够,便用房子抵钱,这不是近几年的新鲜事。渐渐地,施工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。被甲方以房抵债后,房价飞速上涨,施工队售卖了抵价房,赚的钱远超原本的施工费。房子是自己盖的,钱是自己出的,自己卖就好了,何必替给不出钱的甲方造房子?
施工队转型成国内第一开发商,只知道盖房子,却不知道如何设计房子、卖房子。外销房销售经验格外丰富的锦和经纪,成了第一批开发商的伙伴,共同探索国内地产市场的潜力。吸纳了外界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地产经验,郁敏珺猛然发现,销售代理只能是地产行业前行的一根拐杖。地产行业启蒙时期,步履蹒跚必然需要拐杖,成长到下一个阶段,拐杖必然会消失。
事实证明郁敏珺当初判断正确。如今的大型开发商,都拥有自己的销售部门,房屋中介公司的业务则集中于租赁和二手房交易,代理公司的前途高度依赖甲方。
不甘于做命定被抛弃的拐杖,郁敏珺果断抉择,朝供应链上游发力,投身开发商赛道。此后,一个又一个新的赛道被她打开,城市更新、资产管理、度假酒店,几乎每一个赛道开启前,已有郁敏珺奔波的身影。
2020年锦和商业成功上市之时,城市更新已是被高度认可的概念。获得上市的肯定并未让郁敏珺止步不前,始终眺望未来的郁敏珺,又有了新的想法。她认为,存量物业改造是一个足够大的市场,并且是有持续增量的市场,任何城市的新增物业在二三十年后都将变成存量。 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,中国地产行业正在迎来下半场的存量市场机遇期。积累了10余年城市更新经验,郁敏珺看准时代机遇,和美国华平投资强强联手,于2021年6月30日,共同成立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,聚焦城市更新与再开发领域。
在未来存量市场的运营管理上,锦和集团坚持轻重并举,重资产投资只在北京和上海,轻资产运营则会专注上海、北京和长三角地区。
成立以来,锦和资管一举并购了盛煦base、Tulu等高端服务公寓项目,快速实现了平台间的战略整合和重组,推动了平台的发展跃进,现有资产管理规模超过200亿元,再度成为行业的领跑者。
行业有其固定的生命周期,既然风险无法避免,主动寻求破局之路,是对时代的顺从,也是
对命运的不顺从。 没能亲手敲响的钟,再试两次,总会得尝所愿。
四度创业,
王均豪的梦想仍未完成
2022年春节,王均豪又一次不可避免地想起大哥王均瑶。
正月初十是王均豪生日,他即将步入人生第五十个年头,生日聚会办得很热闹,四十多个亲朋好友到场祝贺。大哥王均瑶的儿子没能赴约——对方的妻子离预产期只剩10天,需要去医院做产检。
生日前一天夜里12点左右,喜讯突然传来,婴儿自己踢破羊水,提前出生。王均豪一觉醒来,发现自己升了辈分,成了“三爷爷”,生日宴原本只准备了一个蛋糕,因为这次双喜临门变成两个。当天晚上,他先为自己喝一轮酒,又为刚出生的小孙子喝一轮,久违地醉了。
王均豪饮酒节制,一年只醉两次:最高兴的时候醉一次,最痛苦的时候醉一次。这肯定是他2022年里最高兴的一天,醉酒的他,又念叨起大哥。
王均豪坚信,在另一个世界的大哥,此刻正共享他的喜悦。
第四次创业
作为民营企业创新改革的先行者,1991年7月,王均豪与大哥王均瑶、二哥王均金“胆大包天”开通了长沙—温州的私人包机航线,这成为改变中国民航史的标志性事件。那一年,王均豪只有19岁,是人生第一次创业。到了第二次创业,三兄弟携手闯荡上海,开拓国际化版图。2015年第三次创业,王均豪在纳米陶铝科技新材料领域发力。
如今,50岁的王均豪认为自己正在第四次创业。2022年1月6日,注册资金6,000万元的“上海微升态科技有限公司”正式设立,成为上市公司均瑶健康的全资子公司。虽然只是子公司,王均豪仍决定亲自带队,转型益生菌赛道,开启新征程。
新公司选址定在徐汇区医学院路10号,这是多年之前,均瑶集团上海办事处的办公地址。
对王均豪而言,选址有两层含义。这里是他初闯上海滩的始发站,街头巷尾满是三兄弟昔日奋斗的回忆。另一方面,医学院10号附近汇聚了数十家国家级生命科学研究机构,还有上海交通大学、复旦大学医学院为代表的10余家顶尖学府,以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9家三级甲等医院。看起来,自然应该是大健康行业起航前,理所当然的锚地。
创业已逾30年,本已到了退休年纪,王均豪仍旧大胆地选择再战一次,显然是有备而来——做益生菌产品的想法,2017年起就已经在脑中雏形初现。
1994年6月,均瑶集团就已进入乳制品行业,并成为行业内知名品牌,有着丰富的乳制品制作加工经验。生产乳酸菌产品,对王均豪来说已是驾轻就熟,但真正想要进军益生菌领域,需要更强大的技术支撑。看遍了全球的益生菌市场,他希望找到最一流的合作伙伴,食品工业排名第一的江南大学走进视野。他立马找到江南大学校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卫,表达合作的意向。
王均豪野心十足,希望做行业的领跑者,将益生菌推向国际。他的志向打动了陈卫,江南大学提出和均瑶健康签署5年的合作协议。王均豪摇头:“我不想跟你‘谈恋爱’,我们要‘结婚生孩子’。”他希望能签署长达20年的战略合作协议。
经过江南大学校董会讨论,2021年3月双方正式签订20年的战略合作协议,江南大学现有的技术,以及未来研发的新技术,均瑶健康拥有优先使用权,王均豪手握进军益生菌赛道的制胜法宝,第四次创业只差临门一脚。
2021年底,他将个人微信名改为“均瑶健康微升态科技王均豪”。彼时,就算是公司内部员工,也鲜有人知其深意。2022年1月,上海微升态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设立,王均豪的新目标逐渐为外界知晓。
为了打造他梦想中的益生菌家族,王均豪忙于奔波,生活习惯发生很大改变。从以往每周要打一次高尔夫,到如今不光很少碰球,即使身为中国企业家高尔夫球队队长,也时常缺席。他从不鼓励员工加班,自己却经常加班,忙到忘记回家吃饭变成常态。平时休息打盹时,偶然灵光一现,想到可以进一步优化的地方,会立马清醒过来,着手布置工作。
目光从事业抽离回自己身上时,王均豪才后知后觉地发现,头顶的白发已经很多了。
第一次出门闯荡至今,王均豪已走过34年,肩负三兄弟决心打造“百年老店”的梦想,又重新迈出脚步。
“海生”企业家
在王均豪眼里,中国民营企业家分“四个海”,他觉得这是“四海为家”,分别是:下海、海归、海资和海生。而自己这类逼不得已去创业的就是“海生”——海边出生的孩子,不会游泳也得会。
1972年,王均豪出生在温州苍南县一个普通的渔民家庭。苍南县濒临东海,是浙江省最南端的沿海地区,年均气温在17℃左右,是天然适合打渔的地域——当然,陆上“六山三水一分田”,也根本没地可种。
改革开放前,当地大多数人只能靠打渔为生。王均豪家里有两个哥哥、两个姐姐,父亲下海打渔、上山种点有限的红薯,母亲在家里养猪,他们几乎穷尽所能去喂饱五个孩子。
王均豪见过父亲的渔船,小小的一艘浮在海面上,一开始要靠人力划桨,后来安装了一个简单的机器提供航行动力。机器十分老旧,说不准何时会突然罢工。另一方面,汹涌莫测的海洋环境,使出海成为一项危险性极高的营生。
有次父亲出海,机器在海上罢工,父亲和渔船回不来,被海水一起送到了福建。能漂流靠岸已是非常幸运,那段失联的日子里,王均豪一度以为父亲已经遭遇不测——这类情况在当时很常见,有时一觉醒来,潮水褪去,当地人会看见沙滩上有人躺着。那是出海遇难的渔民遗体。
因此,想做渔民的年轻人少之又少。
从前村里有民俗,男孩子要定娃娃亲,定娃娃亲则必须要有房子。年纪稍大的两个哥哥定了亲,王均豪父母举债5,000元,省吃俭用盖了三间房子,每个月都要还钱。孩子们看在眼里,知道家里经济状况窘迫,心里想着为父母分担一点。读书自然也读不下去,家里供不起那么多学生。两个姐姐嫁人后,三兄弟先后辍学出去打工,跟着亲戚朋友,一步步探进了改革开放后的创业大潮里。
通往外面的火车站,每一天都像春运,根本抢不到坐席,只能买站台票,然后从车厢的窗口爬上去,人累得在车厢里站着也能睡着。火车座位底下,几张报纸一铺也能躺,王均豪就这样躺着,头朝走道,谁都能从头上跨过去。
大哥王均瑶1984年离乡创业,积攒一定的资源后,谈下了印刷供销一条龙的业务。王均豪则于1988年追随两位兄长的脚步,加入创业队伍,三兄弟一起跟着老乡做印刷生意。他们从印刷学校食堂的饭菜票做起,到承包宾馆的一次性牙刷等洁具,生意越做越大。
1990年,当时中国承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综合运动会——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成功举行,兄弟几人在湖南打拼,撞上了亚运会纪念章的生意机会。亚运宣传品的巨大需求,会旗、徽章、贴画等,让他们做成了几百万的生意。
这是第一桶金。
捣糨糊
小小年纪出门闯荡,王均豪与形形色色的人来往,这是后面娴熟交际本领的由来。
他性格外向、待人也实在,遇上没钱预付款的货商,会同意对方先拿货后付钱。长沙体育馆是集资建设,负责人想送集资者礼物以表感谢,但苦于不知道送些什么。王均豪在闲聊中得知这一情况,给出“送徽章”的主意,因其成本低、有意义,迅速得到对方认同,合同也顺利签署。
湖南的生意进展顺利,兄弟三人顺势在长沙成立办事处。他们租起一间房子,白天是会客的办公室,晚上沙发一拉往上一趟,办公室就成了卧室。
80年代末90年代初,旅居长沙的温州人很多。王家三兄弟“好客、侠义”的名气,在温商圈里逐渐传开。每到周末,相熟的老乡们习惯约着来王家兄弟的办事处打牙祭。这群海边长大的温州人,在内陆城市长沙很难吃到海鲜,而湖南的菜实在辛辣,令他们难以适应。为一饱口福,王均豪专门买了两个电锅,弄点当地人不爱吃的小龙虾和大泥鳅,和老乡们解一解吃不到海鲜的馋。
每周末吃着菜、喝着酒,众人免不了围炉聊几句,聊到各自的行业、生意、生活近况,办公室逐渐成为信息互通的聚集点。
“农民胆大包天”的包机梦,从这个冒着食物热气的办事处破壳而出。
到了春节,归乡车票更加紧俏,平时挤破头买站台票,但到了这个时候,站台票也很难抢到。有同乡提议,火车没有,那咱们可以包大巴回去。又有人调侃说飞机快,倒不如直接包飞机好。
别人只是无心一句,但王均豪真切地听在心里。那时飞机票需要一定级别以上的单位开介绍信,手持介绍信才有资格购买。他平日不舍得坐飞机,有时需要带现金回去,怕路上出意外,才会不得已选择从福州飞回去。
王均豪提出这个大胆的想法后,三兄弟合计了一会儿,大哥拍板:“既然大巴都包了,不如去包飞机。”那是1990年底,即将迎来1991年农历新年,温州机场已经启用,但长沙并没有直飞温州的航班。
当年的湖南民航局由空军转组而成,不是航空公司,没有营收指标。飞机在机场停着落灰没关系,飞一趟亏了钱,反而才不好交待。当年长沙飞杭州的航班一周两趟,乘客数量并不理想。因此,湖南民航局更瞧不上温州这个支线小单子,在他们眼中,飞温州亏钱是板上钉钉的。
王均豪没轻易放弃,继续追问对方,飞一趟要多少钱,票价能批多少……一个接一个问题,让他对包飞机的成本有了初步判断。
谈好价格后,王均豪和大哥王均瑶窝在长沙办事处按计算器——平时在这里打牙祭、聚会的信息,终于能派上用场。在长沙的温州人、在湘潭的温州人大概有多少,他们多久回去一趟,什么时候再回来,日积月累间被逐渐掌握。
原本兄弟三人打算,如果亏一半以上,就放弃包飞机的念头,回去继续做印刷老本行。计算器按完后,王均豪发现竟然不亏。
那就这么办。
他们想抢着春运的黄金时期包下飞机,没想到刚迈出第一步就碰到坎——航线审批需要一个月左右,时值年关附近,航线完全来不及在春节飞,包飞机的日子被迫往后延。开通到温州的新航线,需要向上海的华东民航局报备。王家三兄弟提出包飞机后,长沙民航局运输处和计划处的两位工作人员为了报备航线,约好了去上海面谈,王均豪需要陪同前往。
当时,王均豪人在温州,需要赶往上海,这是他头一次花钱花得心痛。他打算从温州坐车到金华,再坐火车去上海。去金华的路堵车,等他颠簸一路折腾到火车站时,火车已经开走。湖南民航局的两人当晚就到上海,王均豪必须准时赶过去,这关系包机业务的成败。那一刻王均豪只能咬牙,包一辆车赶赴上海。
汽车轮子旋转飞快,烧的却都是钱,王均豪听得心疼。到了上海,结账800元——而当时上海的人均工资才281元。路费结了不算完,接到湖南民航局的两人还需安排住宿,王均豪叫了一辆出租车,但根本不知如何选酒店——他自然不好意思让对方住招待所,只能让司机随便开,拉到任何一个三星级酒店去。
下了车发现,三星级酒店只剩商务套房,一个房间400多元。王均豪想起做印刷的钱,是一毛一毛攒起来的,现在花起来几百几百地给出去,也得硬着头皮。他开了三间房,躺在房间里心疼得辗转反侧,整夜无眠。
得知王均豪包飞机的意图后,或许是因为并无先例,华东民航局的领导有些吃惊,随即双手背在身后,语气严厉:“你捣糨糊捣到我这里来”——在当年,市场经济观念仍未深入人心,低价买入加价卖出之类在如今看来稀松平常的商业行为,当时仍间或会被冠以“投机倒把”的罪名入刑。
上海话用词习惯里,“捣糨糊”已算是很强的贬义。王均豪看对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,心知已无任何希望。但即便没有希望,王均豪仍笑脸以报,数次邀请对方出来吃饭。中国人的习惯是“伸手不打笑脸人”,领导拗不过,只得勉强赴约。
两杯酒下肚,少年王均豪还是憋不住委屈,径直问对方:“生意不成仁义在,批不批航线另说,可你干嘛说我是捣糨糊的?”或许是被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执着感动,也或许是觉得之前自己用词过于严厉,对方笑眯眯地解释:“对的啊,我是夸你浆糊捣得好!如果当时我不是表扬你,干嘛还出来跟你吃饭?”
中国第一条私人包机航线,在一句可以从褒贬两个角度主观解读的“捣糨糊”评价里,徐徐展开起飞的羽翼。1991年7月28日,一架从长沙起飞的“安-24”银鹰客机,降落在温州机场,这是三兄弟包机航线的第一架飞机。
湖南日报、湖南晚报第一时间对这条航线进行报道,紧接着浙江新华社也跟进采访,给出了一个著名的新闻标题:农民胆大包天。
“农民”是指王家三兄弟当时的户籍。温州一带做印刷的人,基本聚集在龙港附近,形成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,城镇里居民的户口属性是“自理户”,是80年代中期,国务院为解决进城经商农民的实际困难,采取的一种“转人不转粮”的临时性户口政策。只要驻扎在龙港从事经商活动的,都被视为农民。
报道一出,其他媒体竞相转载,1991年底已传遍全球华人圈。不少海外老华侨热泪盈眶,专门给王家三兄弟写信,附上转载了新闻的报纸,感谢他们敢想敢干的壮举。
吉祥起飞
私人包机航线,对中国航空来讲已是开天辟地的事,但三兄弟的步伐从未止于此。
彼时,买机票需要开具处级以上介绍信,乘坐包机的温州商人,都是乡镇企业家,开不出处级介绍信,继而无法购买飞机票。王均豪决定到朋友的公司开空白介绍信,谁需要买票,就把谁的名字填进去。
在90年代的温州,这已经是很普遍的做法,在长沙却很罕见。长沙机场售票处不敢办手续,王均豪干脆在马路边支摊,让需要买机票的人直接找他开介绍信。王均豪充满底气,在温州合法的事情,在长沙一定也能行,他需要的只是时间。
后来,购买机票需要介绍信的规矩逐渐消失,很难说和这群走南闯北的温州商人无关。
包机业务名气越来越大,危机随之降临。“农民胆大包天”传进国家民航总局,总局脸上挂不住,质问湖南民航局,为什么有飞机不飞,却要把飞机包给农民。这句质问,让三兄弟包飞机的业务一度停摆。
遭遇危机期间,王均豪想不到有效的办法,只送出去两斤木鱼干、两斤虾干便作罢。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回去继续做印刷,生活仍有退路,王均豪做好了心理准备。
人生的转机总是发生在期望值最低的时刻,包机业务难以为继差点终止时,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,天降的时代红利迎头砸在王家三兄弟身上,私人包机航线业务得以挺直腰板,开启蓬勃发展之旅。
万事开头难,第一条航线艰难成功后,第二条、第三条航线来得轻松许多。
1991年9月,贵州省航空公司成立,有民航客机却没地方飞,飞机在机场停着每天亏钱。听闻王家三兄弟私人包机航线的壮举后,通过湖南民航局联系上王均豪,希望能开通贵州到温州的航线。
王均豪在长沙办事处接到湖南民航局周处长打来的电话,了解贵州省航空公司的意图后,王均豪颇为豁达地说:“头上一个虱子也是抓,两个虱子也是抓。”
第三条航线来自云南,同样是航空公司成立后没有航线,主动找上王均豪。
航线越包越多,包机业务越来越大,王均豪始终觉得不是长久之计。包机属于别人给饭吃,等航线成熟,用户培养稳定了,航空公司随时可以终止包机合作。辛辛苦苦培养的航线,随时可能拱手为他人做嫁妆,王家三兄弟需要寻找其他出路。
王均豪想起1991年包飞机之初,他站在长沙黄花机场,见证他们包下的第一架飞机起飞。时年19岁的王均豪曾想,什么时候能开自己的航空公司,拥有自己的飞机。这是他的梦想,也是兄弟三人一直努力的方向。
真正进入航空领域,需要大量的时间。2002年,均瑶以18%的股份入股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,王均豪原来的想法是“均瑶作为控股方入主”,但最终没能达成。
2005年6月经中国民用航空局和上海市政府批准,吉祥航空正式成立,在同年9月首航长沙,成为当时第一批飞上蓝天的民营航空公司。
国营航空公司逐渐同质化的背景下,王均豪决定让吉祥航空走一条新的路。他将吉祥航空定位成中高端航空,头等舱坚持高端服务,选用的拖鞋达到六星级酒店标准。面向全球招聘飞行员,弥补国内职业飞行员紧缺的短板。2007年3月19日,上海吉祥航空有限公司首位外籍飞行员Richard Kurt Zarling先生登上飞机,执行他来华后的首次航班任务。
平坦的路被人踏过千万遍,王均豪决意选另一条尚无前人探索的僻径,这既是风险,也是新的生机。疫情发生以后,坚持中高端路线的吉祥航空,经受住生存考验,是亏损最少的航空公司之一。
百年老店
早年间,均瑶集团曾喊出打造“百年老店”的目标。王均豪认为,支撑“百年老店”需要“五根柱子”,分别是:航空运输、金融服务、现代消费、教育服务、科技创新。这些年,王均豪兢兢业业,五根柱子不断被加固:2015年5月,第一批民营航空之一的吉祥航空在上交所主板上市;2016年4月,第一批民营银行之一的华瑞银行成为中国首批试点投贷联动银行;2020年8月18日,均瑶乳业变身均瑶健康成功登陆A股资本市场。
均瑶健康被证监会宣布过会时,公司现场近100人紧张地等待着。时间已临近上午11点,仍没有过会的消息传来。排在均瑶健康前过会的公司,花了很长时间才得到过会结果。终于轮到自己时,王均豪一度担心会否因时间太长而推迟过会。
意料之外的是,等待的时间仅过去半个小时,便收到过会的消息。
上市之前,均瑶健康被抽中10%的现场检查,几十名工作人员在均瑶健康待了半年,细致检查生产的每一个机器、企业经营的每一个环节。不少申请上市的企业,在被抽中现场检查后铩羽而归。
半年时间弹指一挥,被翻了个底儿掉的均瑶健康,有惊无险通过现场检查,为后来的企业上市审查加分不少,也令均瑶健康半小时光速过会并成功上市。
兴奋不已的他第一时间将好消息告知二哥王均金,临时安排吃饭庆祝。很自然地,王均豪又喝醉了。他回想起均瑶健康准备上市的这几年,自己如何一路艰难地拿到批文,过往种种挫折皆为成功后的勋章。遗憾的是,他无法亲口告诉大哥这个喜讯,那时大哥已经离开14年。 但王均豪必须承认,一路高歌猛进的他,并非一直如现在这般斗志满满。
打造“百年老店”的愿景,起初只是三兄弟之间的约定。2004年,大哥王均瑶因病离世,王均豪和二哥王均金才将“百年老店”梦公之于众。
葬礼那天大雨磅礴,准备的300件雨衣很快发完,而悼念者依然络绎不绝,前往殡仪馆的高架为此堵了车。旁人尚且如此,王均豪的悲痛不言而喻。
他时常想起大哥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,对自己而言是一段分裂、痛苦的时光。白天他需要若无其事地在公司工作,维持集团的正常运营,不能让人瞧出不对劲的情绪。晚上要陪着病床上的大哥,照料他的身体,心情沉重得睡不了几个好觉。
大哥走了以后,王均豪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,心灰意冷地打算收缩其他业务,只留徐家汇一栋楼收租金混日子算了。当时上海市的某位领导邀请王均豪出去散散心,两人一边走一边谈,对方说了很多话,王均豪只听进去了一句:“列宁同志说‘纪念历史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过去未完成的和现在正在做的、和将来要做的,做得更好’。”
“百年老店”梦从记忆中涌现,王均豪想,他应该接力完成大哥留下的事业。公司成立之初,三兄弟决定以大哥王均瑶的名字命名为“均瑶集团”,那时大哥曾笑称,以后万一公司倒了,两个弟弟都可以跑,他自己跑不了。
因此,对均瑶集团而言,质量如同生命。
大哥离世不久,王均豪做出壮士扼腕般的决定,放弃均瑶集团乳品有限公司的鲜奶业务。 1994年均瑶集团进军乳品行业,逐渐成为行业知名品牌,是国内最早开发和生产塑瓶长效灭菌奶企业之一。1998年底,均瑶牛奶在温州有60%的市场份额,2000年已经冲进了全国前五名。退出鲜奶市场前,上海的鲜奶市场占有率,光明乳业排第一,均瑶牛奶排第二。 牛奶行业固有的生命周期,引发了行业的价格战。从2000年开始,国内牛奶行业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,奶卖得比水还要便宜,这是极其不正常的现象。
一方面,牛奶行业有其逃不开的生命周期,牧民们七年杀一次牛——牛奶市场总体不变,牛越养越多,奶卖不出去被迫倒掉,奶牛被迫杀掉。杀完牛后的第二年,牛奶变少供不应求,奶农养的牛变多,如此不断循环。
另一方面,牛奶想要上市,需要检测脂肪和蛋白含量,不达标者无法上架售卖。奶精被发明后,掺进需要检测的牛奶中,令脂肪、蛋白成倍上涨,能轻易达到上市标准。
王均豪被迫卷入牛奶行业的恶性竞争中,大型奶企可以亏本售卖抢占市场,均瑶集团亏不起。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,王均豪艰难做出“断臂工程”的决定。
10年光阴精心建立的鲜奶王国,一夜之间被砍掉。公司大裁员,入驻商场提前支付的进场费打了水漂,冷链系统瞬间废掉,均瑶彻底退出鲜奶市场的竞争。
突遇巨变,团队里很多人不能理解,跑到王均瑶的墓前哭诉。王均豪顶住压力,将原生产线的员工转移至集团其他岗位,让失去岗位的员工被内部消化,极力避免出现裁员的局面,抱团取暖中度过危机。
2008年,“三聚氰胺”事件被曝光,鲜奶行业遭遇灭顶之灾,均瑶乳品全身而退。2020年8月18日,均瑶健康(605388.SH)成功登陆A股资本市场,成为乳酸菌饮料第一股。
早已转型的均瑶乳品,朝着更广袤的未来行进。
重归起点
王均豪会时常回想起一碗蛋炒饭。
80年代末,兄弟几人在晋江开办一间家庭工厂,租了一个小房子。一天有朋友造访,说自己会炒饭,便做了一碗给年纪最小的王均豪吃。当时的王均豪连白米饭都没吃过几口,那碗蛋炒饭给他的震撼可想而知。在他记忆里,后来的山珍海味美则美矣,但只有出租屋里吃的那个味道留存至今。
年纪渐长,王均豪也愈发频繁地回忆起年轻时的兄弟相处的时光。那时他还太小,没有出门打工,去哥哥们工作的镇上玩。早上起来,大哥会从口袋里摸出一毛钱给他,让他自己买点早饭吃。王均豪不肯要,他知道大哥赚钱不多,这一毛钱他吃了,大哥可能就没得吃。
大哥则通常以命令的口吻要求他去吃早饭。当时油条5分钱、豆浆5分钱、面包5分钱,1毛钱足够他吃饱。但王均豪觉得,用从大哥嘴里抠出来的1毛钱买早饭,他无论如何吃不下去,所以那一毛钱最终没花出去。
那是一个人最容易开心的时光,也是最充满朝气的年纪。创业的日子艰苦,但总有一股希望的力量推着人走,推着他们不断往上攀。后来,三兄弟积攒了一辈子也花不完的财富,领头的大哥却提前离场,这是王均豪心中最大的遗憾。
过去三兄弟一起创业的日子由喜悦填充,失去大哥以后,喜悦变成放不下的使命感,催促着他步履不停。大哥肠癌离世让他对癌症体会更深,他将目标投射到大健康领域,希望能为攻克肠癌做点贡献,对人类的健康做点贡献,以弥补他心中的遗憾。
34年创业筚路蓝缕。如今,第次四创业的王均豪,将新的起点放在曾经的始发站,从三兄弟初闯上海滩的地方,扎进新蓝海。兜兜转转,王均豪又回到了曾经的起点——或者不如说,是他带着大哥未完成的梦想,一起回到了曾经人生腾飞的起点。
*因上海疫情,我们不得不取消约定好的拍摄计划,本篇配图改用插画替代
丁泽成: 一家老企业的新掌门
2021年12月10日,浙江绍兴正经历一场连绵的冬雨。国内疫情反复,绍兴每日新增病例达到两位数,成了浙江省抗疫焦点。亚厦集团临危受命,回到绍兴这个创业肇始之处,在10天内交付绍兴病区7,000套隔离病房。
长久雨水带来的阴霾,最终被一项工程完毕后的喜悦取代。安顿工人们离场的缝隙,亚厦集团董事长丁泽成趴在会议桌上睡着了,此时距离他上一次合眼,已过去60个小时。
再次醒来,是一小时之后,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
丁泽成还记得,刚到这里时,工地的灯彻夜不灭,他就守着不合眼。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抵达施工现场,次日凌晨四点才离开。一天的工作结束,他还要和团队需要复盘工作进展和明日计划,然而进展却一直被天气打乱。
迈入冬季的绍兴湿且寒冷,雨接连下了五六天,地面变得稀软,几乎快要化作一片沼泽。运输建材的重型开车无法正常行驶,在通往隔离病房的路上堵成一条直线。
工期不等人,既然指望不了雨天转晴,那就只能靠自己的双腿。他带着团队来回蹚泥水,用人力将建材送到施工现场。两三公里的路,脚一伸,腿跟着陷进去一半,拔出来又得费不少力气,运不了几趟建材,眼瞧着天就黑了。效率低、难度高,但没有更好的运输办法,丁泽成只能选择和泥泞搏斗。
阴雨造成的麻烦仍在接踵而至。建板房前,需要在泥地上浇筑水泥,以保证基底稳固。被雨水泡烂的泥地,仅浇筑一层水泥,完全无法达到建板房的标准。丁泽成临时决定,更改设计方案,在泥泞的软土地基上打入钢筋管,进而再做交叉水泥灌注,大大加快施工进度。
遭遇的难题被他一节节推动,隔离病房修建终于进入冲刺阶段。
这些复杂工作的背后,一个高度默契的团队——它是丁泽成接班后,手中最有力的武器。
一块年糕
时间是下午六点,亚厦高管团队收到通知,集团战略会议即将开始。
但到场以后,高管们才发现这根本不是开重要会议的样子。会议室里,众人围坐一处,首先并不是被要求汇报工作,而是要解决掉眼前的一盘年糕。年糕由公司食堂炒好送上来。众人吃完以后,才开始逐一汇报工作情况。
于亚厦而言,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年糕这件事,有着特殊的历史象征意义。它诞生在亚厦创业历程的最初,见证过亚厦创业维艰的日子,同样也是亚厦基因的一部分。
在丁泽成出生的1989年,亚厦正好也在成立。公司初创时期人员规模不大,都是绍兴上虞本地人,彼此相熟,常围坐在一起吃饭。过年时也习惯在公司聚一聚,一起放烟花、吃年糕。 早些年,每到除夕,丁泽成的母亲张杏娟就会负责制作年糕,然后一盘盘送到桌上。随着公司规模扩大,所有成员聚在一起吃饭的传统,在时间里逐渐淡化,吃年糕的仪式感也跟着消失。
而2016年才接班的丁泽成,同样亟需对他的管理团队做出大胆的调整。成员中有的是新入职,有的是新晋升,陆续加入团队——他本人也是众多新加入者之一。他想把吃年糕这种仪式感捡起来,也许,能借助年糕战略会来磨合一下团队的默契呢?这种想法在丁泽成脑海中闪现,他抓住了这一瞬间的灵感,年糕战略会的雏形被敲定。
正襟危坐的战略会气氛非丁泽成所求,他需要更有活力的会议氛围,给出足够的空间让观点碰撞,让人与人之间有摩擦,再进一步磨合。边吃边聊或许是最合适的形式,“吃”会让人进入放松状态,注意力集中在胃,大脑自然会松弛许多,是培养情感的有效手段。
每次战略会前,丁泽成还会组织参会成员一起餐前运动,活动筋骨增强斗志。运动完后,借着逐渐活络的气氛,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年糕,因为培养凝聚力的第一步,是惬意和活络的氛围。
但通常来说,没有意外的事情,才是一种意外,首次开会效果并不太理想。高管团队全员到齐,会议室坐满十二三人,对亚厦未来战略发展,每个人都有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