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神导师
那是2006年，我第一次见到了著名的Jane Goodall。我们一百多人挤在香港国际学校体育馆的露台上，黑猩猩尖细叫声回绕耳畔，我们被深深震撼。但是，叫声并非来自人类最近亲的堂兄，而是出自一位白发苍苍、稍显虚弱的老人，她正在向我们展示黑猩猩早上是怎么跟彼此打招呼的。当时，16岁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Goodall，后来才了解到她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享誉全球、受封英国女爵士，并担任联合国和平使者。但当时我还是被她深深地迷住了，她的故事改变了我的一生。
Goodall于1934年出生在伦敦，她甫一出生，就开始对动物着迷，梦想着能像“另外一个珍”那样去往非洲。她口中的“另外一个珍”是《人猿泰山》中的人物。高中毕业，她没有经济能力上大学，于是便找了一份秘书的工作。儿时的玩伴邀请她去肯尼亚拜访自己的家族农场，Goodall便迁回故乡，想要存钱坐船去肯尼亚。
1957年，23岁的Goodall远离家乡，前往肯尼亚，陪伴她的是无休止的求知欲和无止尽的动力。抵达肯尼亚不久，她便见到了Louis Leakey。Leakey的研究工作为明确“非洲是人类的摇篮”理论奠定了基础。这位古人类学家为Goodall对非洲的态度和知识深深折服，因此雇佣她担任自己的助理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Goodall跟Leakey一起前往坦桑尼亚，寻找化石。她就是在那时开始研究黑猩猩的，当时人们对这种生物还知之甚少。但是，她坚持不懈，在丛林中只身一人与黑猩猩朝夕相处，带着望远镜、笔记本和笔，还有口袋里作为口粮的坚果，黑猩猩们开始适应她的存在，她也能够更加近距离地观察黑猩猩的行为。
很快，她便有了重大发现。1960年10月，她亲眼目睹黑猩猩捕食丛林猪的场景，颠覆了所有人对黑猩猩是素食动物的想法。几天之后，他看到两只雄性黑猩猩小心翼翼地挑选小树枝、摘去叶片，并利用树枝从蚁巢中“钓”虫子再吃进嘴里——制作并使用工具。这一发现震惊国际。当时，人们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制作工具的生物。
但是，Goodall的研究工作却引来了争议。有些科学家甚至嘲讽她，指责她采取不恰当的方法，例如利用饲喂站、给黑猩猩取名字而不是编号、描述黑猩猩拥有鲜明个性和感受。不论如何，她虽然缺乏正规学位，但仍然于1962年考取了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并于1965年顺利毕业。
之后，Goodall花费10年宝贵的时间继续研究。担心自己心爱的黑猩猩可能面临灭绝，这位灵长类生物学家于1977年建立JaneGoodall研究会，改善全球对类人猿的认识和应对方式。1991年，她联合创办专为青少年设置的全球环境和人道主义教育机构Roots&Shoots，该机构在134个国家拥有分站，香港也有多家分站。现在，82岁的Goodall仍然兢兢业业游走世界各地，每年出差时间达300天，传递她的信念。
梦想起航
跟Goodall一样，我也一直喜爱探险，热爱自然。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那时候住在加拿大，我就喜欢在后院观察蜗牛和蚂蚁，对大自然的热爱自此悄悄萌芽。在香港熙熙攘攘的旺角和鸭脷洲生活多年，这份爱竟然也奇迹般地延续下来。我梦想成为一名森林保护员，之后再成为海洋生物学家。但很遗憾，就像很多梦想一样，我的梦想也落空了。或许是因为缺少一名榜样吧，在香港我从来没听说过谁做过这样的工作。
2012年，大学毕业近在眉睫。我想起了Goodall在学校的演讲，她的话仿佛将我心中某块地方点亮，让我意识到万事皆有可能。我仍然希望能像她那样，在非洲丛林深处研究动物，但却没有做出任何实际行动去实现我的梦想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如果她能够在1960年，在没有生计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情况下研究黑猩猩，那我真的没有任何借口。所以，我再次坚定信念，申请了所有我能找到的跟灵长类动物学相关的入门级工作。
最终，我成功得到一项中非共和国大猩猩保护项目研究助理的职位。突然之间，我就这样实现了我的梦想，在这个美丽的国度远离尘嚣，身处非凡生物多样性的中心。但是，6个月后，这里内战蔓延，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受战事困扰的国家。离开后的6个月，偷猎者突袭项目基地，杀害了26头大象，只为获取象牙。而这些象牙最终的目的地很有可能就是香港——全球最大的象牙市场。
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意识到，我的城市对地球另一边的野生生物竟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。于是，我参与了非法象牙交易纪录片的拍摄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象牙市场扮演买家。这个项目让我第二次见到了JaneGoodall，距离香港国际学校的见面已经过去了6年，我们的这次见面是在她助手位于伦敦的家里。作为坚定的大象保护者，她同意为这部纪录片接受采访。
我紧张得手一直在颤抖，但却没想到她那么和蔼可亲。她还让我帮她戴项链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我已经跟她并排坐在沙发上，她在用笔记本电脑给我看一段视频，一只刚被营救出的黑猩猩安置在保护区，正拥抱着她。采访过后，Goodall和我还在继续聊天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她竟然问我愿不愿意成为JaneGoodall研究会在香港的大使，还送了我了一个来自非洲的手环，作为我正式“受封”的信物。
最近，我跟Goodall通过Skype讨论亚洲的野生动物保护，她将到访香港参加研究会专门为她组织的筹资晚宴。面对威胁全球的环境挑战，很难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，但这次与我的榜样的谈话，为我带来了新鲜的希望。下列笔录仅因版面关系略有删减。
“突然之间，我就这样实现了我的梦想，在这个美丽的国度远离尘嚣，身处非凡生物多样性的中心。”
Tatler：亚洲消费大量野生生物，例如鱼翅、蝠鲼、穿山甲和象牙。你在郊区以社区为基础做过很多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工作，但如何在城市中让大家了解你的理念？
JaneGoodall：我知道的，能够影响亚洲人民唯一方法就是与年轻一代通力合作，因为他们接受度更高，通常还能够影响自己的父辈和祖辈。
Tatler：有人说环保主义者是在将西方价值观强加于亚洲。你如何应对这种质疑？
JaneGoodall：我会说，这些人必须要按照逻辑去思考问题，要意识到这些生物正在消失。象牙文化并非亚洲独有，在西方世界同样也有，例如祷告簿、钢琴键等等。不论是亚洲、美洲、欧洲、拉丁美洲，不论在哪里，都有自己的信仰和文化，有时候这些信仰和文化美妙绝伦，但有时候需要改变。
Tatler：面对环境危机，很多人开始看不到希望，变得冷漠。你如何抗击这种情绪？
JaneGoodall：人们需要理解，我们每天都在对世界产生影响，我们需要开始思考自己每个人对世界的影响：我们购买的东西，吃的，穿的。之后你就会意识到，如果有数百万人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出更加道德的决定，那么就会带来这个星球亟需的改变。
Tatler：西方世界尽情利用了所有能够利用资源发展经济，但现在却因为环境问题而试图阻止亚洲的发展。如何平衡发展和环境主义之间的关系？JaneGoodall：西方世界的人民正在试图帮助亚洲避免犯同样的错误。忘了亚洲、美洲还是什么其他地方，现在的事实就是，我们正在逐步破坏地球的资源。世界人民在变得愈发富足的同时，人们也开始更多地吃肉。大量的森林被砍伐来种植农作物。大量矿物燃料用于将农作物运送给动物、将动物送到屠宰场、然后再将动物运送给人类。食物在供给动物的同时，同时也产生大量甲烷——比二氧化碳威力更强的绿色气体。
Tatler：在亚洲，人和自然似乎已经脱节了。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？
JaneGoodall：这种脱节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看到。让人极为担忧的是，孩子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在虚拟现实中，而不是出去看看绿色植物，所以我们尽一切可能让孩子能够亲近自然。看看街上的孩子们，他们都盯着自己的手机，毫不关心周围的世界，他们周围的大人也一样。我觉得这实在太可怕了。
Tatler：什么让你看到希望？
JaneGoodall：很简单，人的大脑。毫无疑问，如果我们努力，就能够创造无限美好。另外就是自然的韧性。给自然一次机会，这个被我们彻底破坏的地方也能够再次绿意盎然，重获生机。我在香港看到过类似的项目。濒临灭绝的动物也能够有新的机会。能够看到希望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人们不屈不挠的精神。人总会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决不放弃，令人惊叹。我刚刚还想到，另外一个希望就是社交媒体。如果我们能够善加利用，就能够让人们真正地去解决问题。
Tatler：在香港有过怎样充满希望的经历？
JaneGoodall：我看到过Roots&Shoots在这里的不同的学校运作，还有世界其他地方的学校也一样，孩子们深受启发、充满动力、获得做出改变的力量。人们只把香港看成一座城市，高楼大厦，污染严重。但如果走出城市，还有山间海边的美妙野生环境。最终能否保住这些珍稀的粉色海豚，我不得而知。但如果不努力，就肯定不会成功。
Tatler：在香港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？
JaneGoodall：我喜欢在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的时候，晚上在公园里散步，看到了猪，然后心里一直想着还能看见什么别的野生动物。我觉得真的很好。另外，在湿地的时候也很好。
Tatler：米埔自然保护区？
JaneGoodall：没错，最适合观鸟了。
